2015 年仲夏，南下入皖，勾起我一段尘封已久的情愫。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在家乡湖北第一次接触到黄梅戏，被严凤英、王少舫演绎的黄梅戏电影《天仙配》弄得如痴如醉，如听仙乐。到底看了多少遍已记不清，但从唱腔到念白，几乎可以一直从头唱到尾。30 多年后，或许是冥冥之中的缘分，我从北京来到安徽工作，再次被黄梅戏的氛围所包围与浸润。
听着黄梅戏的声腔韵白，循着黄梅戏的传承轨迹，仿佛有一种力量牵引着，我从合肥走向安庆，从安庆走向怀宁，一路执着地走进石牌镇——戏剧界所谓“梨园佳子弟，无‘石’不成班”，说的正是这里。
石牌，古称石牌口，亦名宜唐，面积 97 平方公里，人口 10 余万。枕皖河，濒长江，在以水上运输为主的年代，为皖河航运线上的水陆要津，物产集散地。清乾隆年间，石牌镇所共设七大会馆。上石牌有街道 11 条，下石牌有街道 14 条，商铺 400 多家。民国四年《怀宁县志》载，石牌“粟布云集，货贿泉流，为怀宁诸镇之首。”南来北往，商旅云集，经济贸易活跃，文化交流繁荣。“出门三五里，处处黄梅声”。每逢社日、节庆和丰收季节，这里的人们有竞相邀班结社、登台演唱的传统。
历史上的怀宁是个移民大县。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碰撞和融合，培植出崭新的文化。石牌戏曲班社群起，名伶辈出，辐射全国。中国戏曲的几大剧种如徽剧、昆曲、青阳腔、黄梅戏等，都曾在这里驻足并发扬光大。清代包世臣《都剧赋》云：“徽班昳丽，始自石牌。”徽班进京第一人高朗亭、京剧鼻祖程长庚、国剧大师杨月楼、武生宗师杨小楼，均自石牌出发，至今仍被尊为一代宗师。难怪中国戏剧家协会原主席、著名剧作家曹禺 1982 年 9 月到石牌考察戏曲文化时说：“作为一名普通戏剧工作者，我这次是来朝圣的。”
中国徽班博物馆已在石牌镇建起临展馆。在这里，石牌民间戏曲繁荣发展的源流和脉络，清晰可见，令人赞叹。
进得大门，迎面就是《同光名伶十三绝》的巨幅画像。从“乾嘉”到“同光”到民国，石牌名伶遍华夏。当年有一名叫沈蓉圃的画家为当时活跃在北京剧坛的 13 位顶尖名伶画像，有如今天的“明星排行榜”，其中有 4 位出自石牌。
史载，安庆自汉代就已“百戏盛行”。中国戏曲的元素有三：音乐、舞蹈、唱词。这在石牌的民间戏曲中很早就做了完美的诠释。
石牌一带早先唱和的是耕歌戏，又称竹枝腔，是由农村播种歌（俗称“竹枝调”）发展而来的石牌高腔与民间百戏（又称“杂耍”）融合而成的民间歌舞演唱。“每当播种之时，主伯亚旅，一人发声，众耦齐和，长吟曼引，比兴杂陈，因声寻义，宛如竹枝，至治之象，溢于垄亩。”这种源自民间、发自山间、唱自田间的草根艺术，带着泥土的气味和山花的芳香，真实再现了传统农业社会其乐融融的热闹景象。
正月灯会中则演唱“牛灯戏”。解说给我们的描述，好有画面感：春夏夜晚，用黑纸扎水牛一头，燃烛走村串庄表演；牛架系竹木结构，犁耙下面安装四个木轮，牛身由竹片装扎，外面糊纸，颈上挂轭，后拖篾扎的犁耙；该戏专演唐代名将尉迟恭的故事，剧目主要是《尉迟恭耕田》，讲的是尉迟恭遭到奸臣陷害，谪居田庄，学习耕田，体会稼穑之艰辛；演员一般为两人，一饰尉迟恭（净），一扮家童（丑），同步牛旁，边耕边唱，唱时以锣鼓过门，配以二人对白和集体“帮腔”，诙谐风趣。
明代中叶，江南的青阳腔传到石牌，与耕歌戏相互交融，并吸收僧道诵经做法事的佛调道腔，衍变成新腔“乐佛调”即今之“石牌高腔”，又名“夫子戏”，因专演三国时蜀汉大将关羽的故事而得名，多在农历五月十三日即传说中的关羽生日演出；正月十五和八月十五演出“冠礼戏”；五月端午则在水上演出“彩龙船戏”……博物馆的解说介绍说，这些起源于民间的戏剧形式渐露雏形，不仅丰富了市井文化，而且吸引了更多的艺术形式向石牌这块土地集结。从明末开始，先后流播到石牌较有名的声腔有江西的弋阳腔、苏州的昆山腔、陕西的秦腔、池州的青阳腔、徽州的四平腔、湖北的采茶调、皖北的花鼓灯等艺术形式，为后来的徽剧和黄梅戏的形成打下坚实的基础。
黄梅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清乾隆年间。由于广泛吸收山歌、秧歌、茶歌、采茶调、花鼓调、凤阳歌、青阳腔、徽调等艺术精华，并与连厢、高跷、旱船等民间艺术有机融合，在怀宁逐渐形成别具一格的“怀腔”或“怀调”，逐渐固定为黄梅戏的正宗腔系，念白则以安庆官话为标准。
早期的黄梅戏仅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在业余时间演唱的一种戏剧表现形式。清同治和光绪年间，先有石牌人程福香组建的半职业性黄梅戏班社；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石牌上街人产成义组建有正式班名的黄梅戏班社“仁义班”。此后至清末民初，班社如雨后春笋，次第建成 20 多个。演出多在农村和中小集镇，一般都在露天搭台，俗称草台。角色穿戴无合规格的“行头”，很多都是信手拈来：饰演生角的往往只穿长衫短褂，甚至借用和尚的袈裟和道士的法衣；饰演旦角的可向农村姑娘、嫂子们临时借用布衣裙，黑色“丝包头”就是常用的“头面”。台上道具简单，一桌两椅足矣。
民间流传下来的黄梅戏传统剧目，有“36 本大戏和 72 本小戏”。无论大戏小戏，其腔调娓娓动听，情节起伏跌宕，唱词朗朗上口，妙趣横生接地气，为普通百姓喜闻乐见。在民间以野火之势蔓延，一代又一代承前启后，经久传唱，成为经典，至今仍然很受欢迎。
新中国成立后的 10 多年里，以严凤英、王少舫为代表演出的《打猪草》《天仙配》《女驸马》，让黄梅戏大放异彩，唱响大江南北，展现出黄梅戏清新质朴、风姿绰约、优美动人的独特魅力，并远播海外。那个时候，无论城市乡村，到处传扬着“七仙女”的动人故事，传唱着“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的优美唱腔，其风靡程度，绝不亚于当下的流行金曲。
我被黄梅戏所吸引，是在“文革”之后，而且是由看黄梅戏老电影引发。长期只看样板戏、唱语录歌，突然接触到黄梅戏，冰火两重天，眼睛为之一亮，精神为之一振。
改革开放之初，黄梅戏与影视结缘甚多，又一次迎来风生水起的繁荣时光。只可惜，这时光如此短暂。面对市场经济的大潮，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和方式日益丰富，包括黄梅戏在内的地方戏曲普遍受到冲击，渐呈萎缩之势，又大都无能为力。
或许这就是规律。文化的发展一如大浪淘沙，在冲洗掉沙石等杂质的同时，难免淘汰掉一些精华。而何为杂质何为精华，当时当事当局人终归是有局限的。
当地的同志带我驱车前往石牌镇隔壁的洪铺镇金鸡村，那里存有被称作是研究中国戏曲史“活化石”的金鸡碑。
金鸡碑高 1.1 米，宽 0.7 米，由白色石料刻成。碑的正文为“金鸡社令正直之神位”，两侧分别冠以“日”、“月”二字，上款题为“庚戌岁冬月吉旦众生祀奉”，下款是立碑人“本社”“信官”“信士”“生堂”等。
“金鸡”为旧时社戏所祀之神，属于道教文化的产物，来自艺术之神“二郎神座”下的“金鸡”和“玉犬”。怀宁县志载，“金鸡碑的立碑时间最晚应是清雍正八年（1730 年），或者上到明代。”金鸡碑原临冶塘湖，湖之东南有黄山的象鼻嘴与正东的狮子山相望，有狮象把口的雄奇之势，口宽百余米，与皖河相通。相传当年班社乘船外出卖艺之前，必先到金鸡碑祭拜。
可叹如今的金鸡碑，孤零零地伫立在一片荒芜之中。金鸡碑前的冶塘湖以及昔日的码头已无踪迹，只有远处的皖河水还在静静地流淌。
据介绍，2008 年 11 月，怀宁县被国家文化部正式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黄梅戏）之乡”。石牌理所当然地成为“戏曲之乡”的核心，以皖河古道为中心规划的石牌戏曲文化特色街区建设已经启动。
走在已纳入保护范围的石牌老街老巷，满眼尽是凋敝与破败，空空荡荡，不禁让人黯然神伤。
还好，当今黄梅戏艺术的领军人物韩再芬当晚邀请去“再芬黄梅公馆”看戏。《天女散花》《打豆腐》《对花》等传统小戏，深深地吸引着我，欣喜而躁动，让我多少回过点儿神来。在带我参观公馆的时候，韩再芬把话题始终锁定在黄梅戏上，从传统到现代、从传承到创新、从演戏到营销，从她们正在西北演出的团队到新媒体技术的介入等等，寻思着如何让黄梅戏代代传扬、常开不败……
由石牌联想到黄梅戏乃至整个地方戏曲，如今都处在“保护”“振兴”“繁荣”声中，有政策扶持，有资金支持，有节庆帮衬，有舞台呈现，可我还是心结难解：它们会否如金鸡碑那样，最终还是逃脱不了“活化石”的窠臼？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过去讲“无‘石’不成班”，现如今谁还能仍旧执此一端？世易时移，物是人非，风水还得轮流转。
不过，世间但凡心之所向之事，总是需要有情怀敢担当的痴情者，单纯而执着，不惮付出有坚守，不自负颟顸，矢志不渝，虽九死其犹未悔，期待凤凰涅槃。即使最终真的无改，至少可以无愧无憾。
至于是非得失，且留待时间和他人说去吧。
文／斯雄 朗读／韩再芬
（原载光明日报 2017 年 6 月 23 日第 14 版“光明文化周末·作品”）